马加爵案被社会所知时,许多人震惊于马加爵以大铁锤将自己的四个同学送上黄泉路时的冷静与无情,当美国的弗吉尼亚校园32名青年学生命丧枪口之时,中国百姓的心理曾一度吊在嗓子眼——中国不但出口衬衫等生活用品,也出品仇恨社会的极端反社会人格。

    不过美校园凶手赵承熙比我们的同胞马加爵更加绝望。

    马加爵锤死的是曾在生活中侮辱自己的同学，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仇恨转移到更多的人身上，同时他对生活并没有绝望，他以杀手的冷静掩盖好尸体后亡命天涯，以求逃避法律的惩罚。

　　 赵承熙则不然他的杀伤范围更大，他失去了理性，他无视一切生命，他的子弹仇恨与他生活对立的一切，直至最终也吞噬了自已。

　　 马加爵已被法律判处了刑，但他也曾引发了中国社会对社会因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分裂的反思。

　　 马的一生是这个分裂的社会的悲剧。当人们表达对马加爵的同情时，人们并没有刻意回避他对他所杀害的四个同学所造成的伤害。

　　 赵承熙因出身韩裔，使整个韩国一度惊慌，甚至政府都要召开会议，而外长也表示以绝食的方式向被伤害的人致歉。而赵承熙父母发表的声明，也让观者无语垂泪。

　 　赵承熙的悲剧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是这个分裂的世界的悲剧呢？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敲响了33声丧钟，其中包括32名遇难者和凶手赵承熙。放飞到空中的气球也是33个。一直看到这些气球消失后，学生们互相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人们沉浸在这一悲剧之中，同时也对赵承熙给予了足够的同情，并认为他也是这悲剧的一部分。

　　 200多年前法国底层社会青年卢梭说：“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不过对今天的人而言，他的话只说对了后半句。

    每个人面对的问题都是相似的，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们面对的问题其实还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反复提及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马加爵的悲剧是城乡对立的体现，社会发达如美国者这三大差别看似不大，其实同样是社会差异造成的个体与族群的对立。

    美国因911事件而将报复的铁拳打向了阿富汗与伊拉克，世贸中心的倒塌美国的平民伤亡不到三千人，而今天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却以万数计。

    人的生命是对等的吗？

    美国可以利用民主作为旗帜，利用枪炮作为后盾，为建立自己的理想国而进行尝试，但当它面对复杂的人的差异之时，它面对的是和中国一样的社会痼疾。

          

     美国32人被枪击致死的校园惨案发生后,当疑犯被称是一名亚裔中国人时,相信一定有很多很多做着美国梦的年轻学子吓得肝颤:进美国的签证悬了!

     不过秉承"国家不幸诗家幸"信条的新浪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传到了俺的手机上。

     当时一惊，我在美国的进修的同学会不会提前回来呢?

     当年美国人炸中国大使馆时，许多外籍教员被逼向国人下跪。况且在911之后，与中东人在美国普遍受歧视一样，每个国家民众的心态都是相似的。

     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并不因某个族群素质高而反应不同。

     但是从爱面子的角度研究民族性格，中国人显然比其他民族更强一些，或者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爱面子一些。

     比如，美国小混混在新加坡犯坏了规矩要受鞭刑，克林顿不但没觉着丢脸还向新加坡人求情，希望能放这个年轻人一马。

     几个日本人在美国刚刚占领伊拉克不久跑那去冒险，结果被伊拉克游击武装绑架，害得整个日本岛都在痛骂这几个给国家添乱的不孝子。

　　当美国费吉尼亚校园惨案发生后，一篇来自美国《芝加哥太阳报》的消息称，“行凶男子是一名持学生签证来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现年24岁。但警方称他不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有调查者称这一消息的最早来源是该报的一名专栏作家，其原文最早发表于该报的网站：“官方正在调查这个枪手是不是去年持学生签证来到美国的一名中国男子，枪手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内射杀了32人，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枪击案。消息人士称，这个24岁的男子在去年8月7日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来到旧金山。消息人士表示，调查发现他与恐怖组织没有联系。 ”　

　　　不过后来其他媒体转载上述消息时，夸大了事实，肯定了杀手来自中国，而台湾《联合晚报》4月17日头版便以“中国凶手自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在国内，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是中国新闻社，其“中新网纽约4月16日电（邓悦刘小青）今天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特大枪案凶嫌身份初步认定：目前，调查人员并不认为他与任何恐怖主义集团有关联，但其作案动机还不清楚。 ”“据消息人士称，当局正在调查凶手是不是一名去年用学生签证入境的中国男子。这名24岁的中国男子去年8月7日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抵达旧金山，他的签证是在上海签发的。”

一时这一消息通过网络、通过手机在国内已至整个华人圈沸沸扬扬，在最初的惊愕之余，人们一致认定＂这个混蛋真给中国人丢脸！＂

在上个世纪之前，西方人见到黄面孔的亚洲人，总是误认为是日本人，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不一样了，在东京街头我曾经遇见过十几个中国人，在一个超市我遇到了几十个中国人。在著名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塌方事故中，遇难的几个人中也有一个中国人。老人曾说，“凡若有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话现在不对了，应该是“凡若有空气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太空我们都去了，还有哪没有中国人呢？

所以西方人看到黄面孔的亚裔怀疑其来自中国，并不违被逻辑。

不过上帝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也和美国媒体开了一个大玩笑，嫌犯最终被认定为23岁的韩国学生赵承熙。

韩国人一时吓环了,韩国政府也赶在第一时间研讨对策,而韩外长竟然决定以轮流绝食的方式向遇难者致歉。

于是中国人释然了，但释然不久，不少中国人愤怒了，在美华人社团也愤怒了。

更奇怪的是中国外交部也愤怒了。

在美国沉浸在这一惨案的悲痛之中时，外交部在本应表达同情与慰问之时，却同时表示对虚假新闻的不满。

出于对虚假新闻有的厌恶，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曾出重手整治，一些报纸媒体甚至因此呜呼哀哉。

但是在中国新闻业，一直缺乏对虚假新闻与不实新闻或曰瑕疵新闻的定义与区别。

随着近年来中国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假新闻一度泛滥。像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体坛周报记者泡制的专访葡萄牙球星菲戈一事，是典型的假新闻，其采访主体与采访事实皆是杜撰。但对于当年一度沸沸扬扬的中国哈佛女学生被为天才学生被指享受博士后等夸大其辞的报道，却是一个典型的有不实瑕疵的新闻，这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假新闻。假新闻需要媒体否认其整个事实，需要媒体发布公告道谦，但是瑕疵新闻可以在媒体的连续报道中修正新闻事实，最终使其逼近事实真相。

当年ＳＡＲＳ肆虐之时，有媒体引证专家的话称：“sars可有导致全球几千万人毙命！”

事后，这种估计显然夸大其辞，当时也在社会中引起了一定恐慌。但是却这一消息却并未被认定是假新闻，媒体既无需担负发布之责，专家也无需为此而面对公众的审判。

事实上，在美国校园惨案中关于凶手是谁的最初报道中的表述也仅仅是“据相关人士证实”，也并未最终肯定凶手来自中国。

因而中国人被认定为凶手嫌犯其整个过程是一次新闻事故，是在新闻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瑕疵，只是该信息在传播中错误被进一步夸大，并在一个群体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做为业内之人，作为中国百姓可以谴责这一新闻流程的不规范，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却大可不必就此表示愤怒，对于这种错误表达一下遗憾就足够了，而中国的政府与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也一定要明白，给予新闻媒体发布瑕疵新闻的权利，这种权利一方面保证了言论自由，其实也是为政府机关留下了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当年北京前市长和卫生部前部长信誓旦旦地向媒体表示：“北京很安全，没有ＳＡＲＳ”之时，所有发布这一信息的媒体是也是也要承担这千古丑闻的帮凶骂名呢？

显然不是，政府做为社会的管理者，有向外发布信息的天然职责。

媒体之错，其实是政府之错。

当年做编辑的时候,每到九点,窗外便传来沙哑的嘶喊:“闭园了！”,五秒钟一次,频率稳定。

    窗外是一京城的一个公园，免费进出，每到九点关门。到点守园的门卫便告知游客该回家了。

    汤司令当时靠近窗台，做为第一聆听者，不免每次也嘶哑着喉咙在办公室里跟声学道：“闭园了！”，偶尔发一声感慨，“又九点了！”

    有一次汤司令发出嘶哑地闭园声之后，突然幽幽地说，“他妈的，人一辈子就活了这三个字‘闭园了’。”

    从那时起，汤司令总想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写一部经典的小说，后来又买来了宣纸，笔墨，和砚台，每日习练书法。

    他一心想在世界上多留一点痕迹。

    在死之前每个人大体都能在世界上留下几句话，被周围的人记忆，或多或少，经典的成为语录，荒诞的则成为笑谈。

　　具备语录资格的多是伟人或者圣人，《论语》当是中国最早的语录集，想想一个人，睡了一觉起来，洗完脸坐在椅子上正看会书，突然来一个朋友，对来人客套几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却还被人记录在案，并一传千载，并将有可能传世万载，真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

　　不过《论语》当是孔子死后才结集的东西，孔子生前未必见过整个国家集体吟诵自己语录的壮观场面，不过，在全国范围内号召“批林批孔”的毛主席则要幸运的多了，其生前正是他要打倒的对象为其编辑整理了《毛主席语录》并使之成为仅次于《圣经》发行量的印刷品。

　　当毛看到全国举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的时候，其内心之愉悦感可直超孔夫子。

　　不过在于凡人能成为语录的多是笑谈。当年新疆克拉玛拉大火中的“让领导先走！”传布一时。

　　而娱乐界的周星星语录与郭德刚语录也正是因为其幽默感而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赵本山与宋丹丹的小品每年都会创造一句经典台词，今年一句“你太有才了！”真是如黄河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

　　上中学时，宿舍内有一奇才，每有经典文字让人惊诧莫名，其日众人午休，其突然坐起来，仰天大喊，“我要发芽，我要开花，我要结果！ ”

　　众人被惊醒，闻其言一如丈二和尚不知所以。其回应众人：“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粒种子！”

　　现在时光飞逝，一去十年，每有熟人相聚忆起那位仁兄，不免压低了嗓子高喊一句：“我要发芽，我要开花，我要结果！”不过其那时的表情都已记不起了。

　　世事如此，圣人的语录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记忆的一部分，朋友的语录成为我们这一个个体存在于世的一个证明。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于语录流传的范围大小。

  

---

　　苦追刘德华13年的甘肃粉丝杨丽娟,不仅导致家破人亡,也让甘肃人脸上无光,近几日来,当地的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甘肃省委向本省青年发出倡议书：追星要理性。

   世界上许多事讲不得理性，爱一人爱到疯狂，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赵子龙为救主公骨肉，乱敌之中七进七出，这都是理性说不清的事。杨丽娟16岁之时迷上刘德华，正是少女怀春之时，如同斯文当不得饭吃，理性也当不得梦中王子。

   既然是追星，没有十二分的激情坚持不了十三年。不然人们无法解释宗教在这个理性的商业社会存在的意义。

   但是在这一事件中，无论在网间还是现实大众的舆论评价上，杨氏一家已基本被冠以疯子家庭，杨父在跳海之前打给东方早报的电话，已被调侃为无人理会不小心掉到水中的笑话。

   话说回来，世界上因为追星家破人亡的不仅仅一个甘肃杨氏，日本少女因听说成龙结婚而卧轨自杀,也曾让房祖名少年时代无法在公众面前承认是成龙骨血。而历史上的红卫兵因为崇拜毛主席，将亲爹杀了宰了的也大有人在。

　　那是一个社会激情全面燃烧的年代，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偶像，那是所有的宣传工具，所有的脑袋只装一个领袖的年代，那时候也叫人们竖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过那进所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做毛席的好孩子”。库尔班大叔正是在这样的宣传下，骑上自己心爱的毛驴要从遥远的新疆步行到北京见毛主席。

　　但过了几年，所有的媒体又变换了基调，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有问题的，毛主席的理论也是不对的。

　　“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个太过模糊和太难把握的筐，谁握有解释的权力谁就是正确的。这是政治集权社会的典型特征。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消解政治威权的同时，权力通过商业使一部分团体和个人获得了以往只有从政才能获得的影响力。并因此他们以社会精英的身份开始影响大众，这时的精英不仅有影响政治决策的知识分子也有为大众生活提供娱乐功能的影视音乐人才，甚至一些体育明星。

　　他们通过自已的努力，也通过商业运作，媒体包装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到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

　　有他们在，就有票房在，有他们在，就有欢呼的人群。

　　重商主义在近二千年以孔孟之道浸淫的中国大地首次成为主流原则，他们同政治至上一样，使在商业上不成功的种种文化边缘化，各类人群底层化。

　　但社会过度的商业化和过度的政治化都会侵害人作为独立主体的自由性。那些当年自以为握有绝对真理的红卫兵与今天为了明星甘愿永不结婚，如影相随的终极粉丝一样，他们的崇拜者，已然化身他们情感的寄托，人生的准则。

　　而刘德华正是这个过度的商业社会的产物，刘德华自有其勒奋过人，敬业从艺的难得精神，也是通过商业运作，成功包装的商业准则的获益者，他在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套用蜘蛛侠中一句老套的话：“能力愈大，责任愈大。”

　　但刘德华以一句“我不喜欢不孝的人”回避了自己对于一位粉丝一定的责任。

　　因为即便在商业关系上，刘德华从粉丝的追求上至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正是通过宣传刘德华为青春偶像的获得的回报。当刘成为一个公众明星，并以观众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或曰赚钱对象）之时，他和观众之间已具备一定的契约关系。

　　至少刘曾有挽救杨氏一家悲剧的机会。库尔班大叔可以千里迢迢从新疆到北京看毛主席，为什么杨氏一家不能万里长征从甘肃到香港见刘德华？

　　毛主席了了骑毛驴的库尔班大叔的政治情结，刘德华却没能回报一个倾家荡产的女粉丝的付出，也没能满足一个荒废了青春的追求者的内心渴望。

　　与杨沟通，刘也许是担心他的行为会纵容粉丝更疯狂的举动，但是在情理上并不占有太多的心理优势。

　　刘也许感到内心无辜，但当他通过商业宣传获得回报时，也意味着他需要有同样的付出。

　　不过在这个商业无处不在的社会，大众原谅了刘德华，却不能宽恕杨氏一家的偏执。　　　

　　为什么人们欣赏库尔班大叔的执着，却对一家人的疯狂嗤之以鼻？

　　库尔班大叔不惧“到北京要走40个沙漠、40个戈壁、翻40座大山、过40条大河”，为何没人认为其是疯子，却成为一个时代的佳话，而一个小女十三的青春和一个男人的自尽却成为这个社会病态的一个样本呢？

　　此事让人难过的是追星十三载只拍了张见面照的杨丽娟没有难过自尽，而是无法了却子女心愿的父亲怒沉香江，杨勤冀生前是退休教师，据报道每月可拿二千多元的退休金，想必其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但是这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却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满足女儿见一面刘德华多说几句话的心愿，以至一追十三年，举国皆知，全世界都以杨家为一群疯子，杨勤冀生活中又难免不会遭遇老婆“无能”的唠叨。杨之自尽也许并非为女儿无以了却心愿，实为自己走上助女追星路无果愤恨而死。

　　但在这个商业无所不在的社会这一事件只引发了众人不屑的唾沫，却无人正视一个男人的悲剧。　　

---

右图为库尔班大叔与毛主席握手的照片。